我跨過此生的門檻之際，我并沒有發(fā)覺。是什么力量使我像一朵嫩蕊深夜在這無邊的神秘境界中開放。——(印度)泰戈爾：《我的大學》 有一所大學，她臨靠京城的小月河邊。不知是小月河因她出名還是她因有小月河而為外界所知———這就是我的母校，中國政法大學，1983年之前名為北京政法學院，當時的通訊地址為“學院路41號”，后來改為“西土城25號”。年紀稍長的北京人至今依然不改前稱“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的同道大多簡約地稱之為“北政”，聽起來多少有些異樣，說不清他們內(nèi)心對這所大學所抱持的感覺。 這所學校創(chuàng)辦于1952年，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學科合并而成。當時學校云集國內(nèi)一批知名的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學者，如錢端升、吳恩裕、樓邦彥、費青、嚴景耀、雷潔瓊、杜汝楫、曾炳鈞、汪暄、朱奇武等。 錢端升先生任第一任院長，他在學校創(chuàng)辦之初，曾雄心勃勃地說：“只要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在不久的將來，政法(學院)在教學上絕不會遜色于倫敦經(jīng)濟學院。” 但歷史與錢院長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們的學校由于歷史的原因并沒有按照他心中設想的軌跡發(fā)展。毋寧說，學校后來的歷史完全不同于他留學的母校———倫敦經(jīng)濟學院發(fā)展的模式。錢老的“倫敦經(jīng)濟學院”情結也許只能因他的去世而隨風飄散了。 1979年10月19日，當我懷揣著“大學錄取通知書”，隨同其他403位同學一起來到學校時，被眼前的景象所震驚：這是一個似乎經(jīng)受過兵燹之災的院落———政法學院這個傳說中“小巧玲瓏的校園”在1970年停辦后的幾年內(nèi)已經(jīng)面目全非———垂柳依依的“小滇池”，風聲沙沙的“蘋果林”，青春流動的“林間幽徑”……一切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敘事者和聽敘事者們偶爾提及的傷痛。我們作為學院復辦后的第一批學生到處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礫，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瘋長的荒草。 當時學校被北京市的幾個“文化單位”所侵占：北京市歌舞團占據(jù)2號樓、5號樓和校禮堂，北京市曲藝團占用6號樓，北京市戲曲學校擠占3號樓、聯(lián)合樓，174中學在4號樓和教學樓辦學。我們這些“北政一期”的學生每天只得在被“騰退的”1號樓，飯廳和教學樓部分樓層之逼仄空間內(nèi)游走，耳邊充塞著戲校學生的“唱念坐打”、歌舞團演員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藝團演員的“京腔京韻”……“北京的聲音”在學院路41號的這個狹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轟鳴，整個將“神圣的法學”氣息消解殆盡。當時，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樣洪亮的聲音，也被淹沒在嘈雜的鑼鼓聲中，其陣勢真可謂鼓響如雷、其人聲咽。 或許正是因為這并非清靜的聲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們這些“北政一期”的學生注定不會像曾經(jīng)在“未名湖畔”、“水木清華”、“珞珈山麓”甚或“歌樂山下”念書的學子那樣對“清靜”有來自心底的體認。在大學的生活中，學生們記憶尤深的不是讀書和思考的快樂，而是激越地與戲校、歌舞團和曲藝團的鑼鼓響動一起構成“狂歡”的場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運動場上的激動的吶喊，中國女排戰(zhàn)勝日本獲得“世界冠軍”后徹夜地敲擊洗臉盆的興奮……躁動的心緒，像當時整個社會的情緒一樣，在這一代學子心中彌漫，他們畢業(yè)之后大多選擇了“火熱的生活”，當20年后這些同學再相聚于“學院路41號”時，他們已經(jīng)成為知名的律師、法官和檢察官，但選擇大學教師職業(yè)并堅守到底的卻為數(shù)不多。 在我的記憶中，大學讀書生活似乎真正開始于1983年。這一年，北京政法學院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而我本人亦考取了本校法學理論專業(yè)的研究生。從我的感覺看，小月河邊的政法校園并未因為校名的更換而有太大的變化，相反，在這一百多畝的仄逼空間上瞬間搭建起一座座類似“抗震棚”的平房，密密麻麻幾乎排列在院落的每一寸土地上，外人所見的“中國法學教育的最高學府”其實不過是一個“抗震棚”林立的“大雜院”。 盡管如此，只有像我這樣“北政一期”的政法人才知道，從1983年這一年開始，政法校園將注定經(jīng)歷一個巨大的變化。當時，“思想的噴涌”所生成的強勁風潮席卷至這個由于空間仄逼而變得愈來愈有熱度的校園，來自天南地北的100多名研究生和幾乎同樣數(shù)量從各地分配而來的青年教師，匯集而成兩股“熱情的激流”，在這個校園內(nèi)蔓延而成為具有廣泛沖擊勢能的力量。 北大法律系畢業(yè)的青年詩人海子(查海生)斯年分配至校刊編輯部工作，創(chuàng)作長詩《亞洲銅》和《阿爾的太陽》，在政法學子中點燃“詩性的火種”，讓許多法科的學子突破僵化呆板的法律之學的藩籬，迸濺出“渴望無限接近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著作為“遠方的忠誠的兒子”，一直在“太陽”里高飛。可以想見，當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時，在政法校園曾經(jīng)引起了怎樣的驚愕和悲痛！ 熱烈的激情同樣影響和感染著我們這一屆研究生和隨后而來的兩屆學生(八四級和八五的研究生)。1985年，法理學研究生熊繼寧等四人在《政法論壇》發(fā)表《新的探索———系統(tǒng)法學派的崛起》一文，隨后又發(fā)起組織召開全國首次法制系統(tǒng)科學研討會，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和法學耄耋張友漁以及司法部長、中國法學會會長蒞會。一時間，“系統(tǒng)法學”、“法學的定量分析”、“數(shù)量法學”、“法的實證研究”等成為頗為風行的語匯。那個時期，在政法校園三號樓(研究生樓)的研究生們蘊藏著一股特有的朝氣、想象力和沖擊力，他們幾乎把全部的能量揮灑在自由的論辯和學問的砥礪上，構成昂揚的上升的氛圍。 記得1982級法律史研究生賀衛(wèi)方在其畢業(yè)前的《臨別雜感》中寫道：“我有個感覺，也許是一種希望：在不久將來的中國法學界，我們這些曾在三號樓住過的老同學一定會匯成一股不可小視的力量，一定的。”(《研究生通訊》1985年2期)應該說，賀衛(wèi)方的預言和期望是應驗了的：從這個三號樓走出去的研究生目前在中國各大學做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一些人已經(jīng)成為某些學科的領軍人物(比如賀衛(wèi)方本人及其北大同事陳瑞華，清華大學的高鴻鈞、許章潤，廈門大學的徐國棟，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的范忠信和陳景良，中山大學的劉星，政法大學的張桂林、趙旭東、李曙光、張中秋、馬懷德和曲新久等)。 1987年之后，政法大學開始在軍都山下的昌平新校招生。一校兩址的空間分離，將大學的教學設施、圖書資料、研究生與本科生之間的學緣聯(lián)系切割成兩半，政法的師生自此長年累月地在兩個校園之間奔忙，連接昌平和市內(nèi)的“345路”公共汽車一夜之間成了政法大學師生的專線，車內(nèi)閃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青春的身影，演繹著一段又一段政法人的故事。而我和同時留校的同屆60位同學則擁擠在學院路41號的“政法方舟”(一棟行將廢棄的二層簡易樓)，感受夏天的酷熱和冬天的寒冷(樓內(nèi)暖氣幾乎無用)，守候著小月河邊這個愈來愈顯陳舊破敗的院落。我常常一個人在院子的林間散步，目送一批批學生在這個院落里走進走出。每年的七月，學生們像小鳥一般飛進遼闊自由的天空，而我依然在這個院落里孤獨地徘徊，留下一行行單調(diào)的足跡，偶爾回憶起在這個院里曾經(jīng)發(fā)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們。 ——我看見，湛藍，向天際無限伸展澄明的靜寂……
